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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還需要國防嗎?
台灣需要國防理由有三:國防是政經談判的後盾;軍事實力確保和平;因應「非傳統安全」挑戰。建設新國防著手面有三:多元化軍事教育;多元化將領晉升;調整國防綱領。
【文/林中斌】

台灣需要國防理由有三:國防是政經談判的後盾;軍事實力確保和平;因應「非傳統安全」挑戰。建設新國防著手面有三:多元化軍事教育;多元化將領晉升;調整國防綱領。

前兩個問題困擾台灣國防。一、兩岸情勢趨緩,發生戰事機率下降,為什麼台灣還需要建軍?二、全球金融風暴下,台灣經濟更不景氣,政府收入縮水,龐大國防經費仍占政府支出首位,達一八%,遠在居次位的財政經費一○%之上,為何不削減國防預算來救經濟?又如何花得起大錢買昂貴的高科技武器?

其實,無論兩岸關係如何良好、經費如何拮据,台灣仍需國防。理由有三:第一,國防是政經談判的後盾。沒有扎實的國防,談判桌上,會讓對方予取予求。而且,如果國防不足,人民對談判沒信心、不支持。

第二,軍事實力確保和平。台灣即使成為中立國,仍需國防。中立國瑞士依賴堅實的國防,維持了五百年的和平。其國防也是軍力凶猛的以色列建軍藍本。如果台灣有足夠的國防,會提高中共動武的代價,讓中共內部好戰派不能振振有詞,也有助他們理性派占上風。

第三,因應「非傳統安全」挑戰。近年來,全球天然和人為災害頻仍。雪災、森林火災、地震、火山爆發、海嘯、海盜劫船、恐怖攻擊、傳染病變多。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大國,都更重視發展「戰爭以外的軍事行動」能力,台灣如何能例外?台灣加強此種能力,可因應國內災變,也可參與國際救援。

我們面臨的是新的情勢,需要建設新國防。目前專一化人才訓練無法應付未來多樣化國防的挑戰。除了軍事、科技、管理,我們需要更多元化的軍人。人才培育的成本遠低於購買高科技武器,而且發揮出的長期效益遠高於高科技武器。

二○○七年六月七日的解放軍報專文「軍事軟實力當論」指出,「軍事軟實力與軍事硬實力密不可分,如影隨形,相得益彰……(要)從政治、經濟、外交、文化、軍事等多個層面進行建設」。最近國內提倡「軍事軟實力」,以及「上兵伐謀」(以謀略取勝為優先)的思維,雖然已慢一步,還不算太晚。我建議台灣朝三方向著手:

第一,多元化軍事教育。在先進超強的美軍,預備軍官占總軍官人數三九%,占四星上將一四%。美軍至今七八二位四星上將中,預備軍官有一○六位。第一次波灣戰爭統帥、後來的國務卿鮑威爾(Colin Powell)便是其中之一。

對岸解放軍從九八年開始推動預備軍官制度(稱國防生)。當時參與民間大學僅兩所,到○七年,增為一一六所。這些預備軍官,周末寒暑假受軍訓,其他時間與一般大學生無異,畢業後接受一年的軍事訓練,結訓後待遇與一般軍校畢業生全同。他們將占一○年新進軍官中的一半。這些軍官所具備的高科技專長、政治經濟知識、國際視野與語言能力,皆非傳統軍事教育能提供的。未來軍事需求將多元化,軍人要對軍隊外的社會事務,以及國家外的外交事務具有敏銳度。最近我國防部宣布將恢復已終止的預備軍官制度是睿智的。

我應提升軍事外交能力。目前兩岸交流談判以經貿、旅遊、學術為主,但遲早將升高至軍事層面。關於軍事互信機制的談判,無法由外交部、陸委會代表進行。必須由有涉外經驗的軍人出面,研擬妥切務實的方案。

美軍許多將領有碩、博士學位。八○年代美軍最高職位的參謀聯席會主席(相當於我參謀總長)科勞(William Crowe)上將就有博士學位。目前指揮伊拉克及阿富汗作戰的佩雀烏斯(David Petraeus)上將也是博士,共軍近年來大幅增加碩、博士軍官。比起美軍與共軍鼓勵在職軍人入研究所進修,國軍已落後。迎頭趕上應為台灣下一個國防建設的必要和重要決定。

解放軍正在提倡複合性指揮人才,也就是「軍政兼通、指揮與科技合一、熟悉國際政治經濟,甚至社會人文等方面全盤性思考的人才。」○七年三月廿二日解放軍報裡,中國軍科院研究部部長姚有志將軍表示:「軍事人文素質決定一支軍隊的戰鬥力的高低,影響戰場對抗勝敗……是打贏信息化(即資訊化)戰爭必然的要求」。表面上與軍事無關的人文素養,其實是新型態國防中的重要一環。相較之下,我軍尚無法接受軍人「人文素質」的觀念,其實已稍落後國軍以往所鄙夷的「土八路」。

第二方面,多元化將領晉升。在一九七○年代,美國晉升一位幾乎沒帶過兵的海格(Alexander Haig)為四星上將,和一位出身士兵的四星上將魏塞(John Vessey)為參謀聯席會主席。○八年十一月,美國甚至晉升第一位女性四星上將鄧伍迪(Ann Dunwoody)。解放軍效法美軍,九八年晉升未統御大部隊的曹剛川為上將,後升國防部長。二○○○年,解放軍晉升長於外交、收集情報與語言能力,但從未帶過兵的熊光楷為上將。

女人、預備軍官、士官、未帶兵的人,在國軍不可能晉升上將。國軍不妨打開視野,跟上時代:以洋為師,以敵為師。

第三,調整國防綱領。台灣未來的國防,經費有限,也需配合兩岸和緩政策,應採「戰略守勢,多重嚇阻」為指導綱領。宣稱「守勢戰略」,會令人質疑為何要獲取雄風飛彈等有戰術攻擊能力的武器。「戰略守勢」則包括了「戰術攻勢」,比「守勢戰略」更彈性、更周全。一旦敵人開第一槍進犯,我當然要有戰術攻擊的能力。

「多重嚇阻」指的是同時獲取昂貴的高科技武器(先進艦艇、戰機、導彈),與便宜的低科技游擊戰及特種部隊裝備。高科技武器阻敵在先,是第一層嚇阻。低科技戰力是第二層嚇阻。類似伊拉克游擊隊對抗先進美軍的方式:在敵人登陸後,以小部隊形式獨立作戰,以零星、局部的方式騷擾敵軍,令其灰頭土臉無法結束戰爭。如果只依靠昂貴的第一層嚇阻,不止經費困難,戰略縱深也單薄。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,一旦不保,喪失一切。

目前國防指導綱領「防衛固守,有效嚇阻」方向正確,但文字尚可推敲。「防衛」及「固守」語意重疊,浪費寶貴的用字空間。「有效嚇阻」意味「無效嚇阻」的存在,語氣不夠堅定,與軍人說話算話、斬釘截鐵的精神不合。在新情勢下,檢討舊情勢下的指導綱領,已是時候。

【詳細內文,請見財訊月刊325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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